带着点英国口音的樊尚-佩里卡尔，一开口就笑：“我十五年没说过法语了。”这位前锋，2000年代初从圣埃蒂安出走，十七岁就投奔了尤文图斯。那段日子，说不上多成功，但绝对让人忘不了。他说话经常几种语言混着来，可一聊起自己那跌宕起伏的人生，这位喀麦隆出生、如今三十八岁的家伙，总能找到最贴切的词。
他和老婆住在巴厘岛，心里既没怨恨也没后悔，甚至还挺乐意跟年轻球员掏心窝子。“我吃过的苦不少，就想给年轻人几句真心话。”他说，“你数数啊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我现在算是第五世了。第一世生在喀麦隆，第二世是法国踢球的，第三世当学生，第四世做生意。现在又开了新的人生，能到处跑，自由自在，想干活就干，想歇就歇。太美了。”
说到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佩里卡尔有点遗憾：“按我当年的潜力，十七岁在尤文那会儿的表现，本该走得更远。结果十二年后，伤给废了，可说到底还是自己不够自律——吃不好、睡不够……话又说回来，能在布冯、齐达内、皮耶罗都在的尤文踢球，这经历本身就不一般。尤文能签我，那可不是运气。”
那为什么后来走了？他摇摇头：“问题不在媒体关注，在我离开尤文的方式。你也知道，我当过预备队两届最佳射手。可有一天，我发了条短信给体育总监的老婆——那天晚上，我不知道那是贝特加的妻子，就觉得意大利语老师挺漂亮，想约她出来喝一杯。总监火大了，没多久，2002年夏天我就被租到朴茨茅斯了……这跟球技真没关系。”至于离开圣埃蒂安，他倒是一点不后悔。
“机会来了就得抓住，”他认真地说，“现在豪门球探不光看潜力，还要看你能不能跟成年队友处得来，能不能扛住媒体。综合考虑这些。你宁可跳出舒适区，也别等奇迹自己砸到你头上。我会跟年轻人说：抓住机会！”
那当初有没有人劝你别走？佩里卡尔笑了：“没有，因为机会压根没主动给我。尤文给了我职业合同，圣埃蒂安没有。等他们听说我去了都灵，才反应过来：‘我们让你上场，给你合同……’晚了。之前我没感受到信任。要是他们早那么说，我肯定留在圣埃蒂安——我以那里为荣，家人朋友都在。”
“尤文找我的时候，我连经纪人都没有。意大利俱乐部那边帮我找了一个，然后直接跟我谈。克里斯托夫不用给我施压，那报价根本没法拒绝。家里人也替我高兴，没人逼我。”
现在回想，他有点后悔：“真希望当时有人提醒我：‘注意这个，注意那个。’就算去了英格兰，我也需要建议。可三十八岁的我现在能坦白说，那时候太不成熟了，不够自律，扛不起责任。我知道要吃好睡好才能成事，可就是做不到。心理上明白，却没有勇气去执行。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。”
讲到在英国那段监狱经历，他语气反而轻松了：“那是一次宝贵的人生课，教会我珍惜自由。今天能住在巴厘岛，全得感谢那段牢狱之灾。以前我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——有钱，冰箱塞满，有车，不用工作……现在才明白，一切可能瞬间消失，你必须享受生活。监狱里每天只有一小时放风，我就在那儿告诉自己：‘樊尚，你该醒醒了。’那段日子很糟，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之一，让我精神上、情感上都成长了。”
就算跌到谷底，他也没完全放弃：“心里其实不情愿，但还是抱着一点希望，觉得一切没结束，还能重返巅峰，甚至更高。我一直在努力，可就算在第六级别联赛，也找不到稳定的首发位置……真难熬。而不到十年前——实际上是十二年前——我还在跟齐达内一起踢球呢。”
现在回头看，他心满意足：“我对所有决定都满意。年龄大了才明白，人生就是由无数经历和瞬间组成的。今天我能告诉女儿，我曾效力尤文——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之一，跟最顶尖的球员并肩作战。也能告诉她我坐过牢，以及那段日子怎么塑造了今天的我。”
退役后，他花了两年时间琢磨为什么职业生涯没按预期走。“我发现自己缺的是精神上的支持。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一样重要。我真想帮下一代。如果有个十八岁的孩子像我一样进了豪门，我不想让他重蹈覆辙。”四年前，他创办了WhatsUp?公司，做了一款应用，让人能倾诉烦恼，不用担心被评判、被歧视。“我们已经跟朴茨茅斯大学合作四年了，超过1200人用过这个平台。我和朋友打算推广到所有英格兰职业球员。我总想起在斯托克城的时候，身体不舒服，客场坐大巴后排，特别想找人说说难受。可我不能跟队友说，也不能跟教练说——他会把我换下场。也不能跟妈妈或哥哥说，怕他们失望。我需要一个心理医生，他不知道我是樊尚·佩里卡尔，不知道我踢过斯托克城，就简单问一句：‘你想聊聊吗？’”
“现在我们知道，给他人表达的空间，能减轻紧张和压力。英国有个孩子，因为没入选曼城青训营就自杀了。2020年不该发生这种事，简直是耻辱。”
2000年3月，佩里卡尔在法甲首秀三个月后，跟尤文图斯签了第一份职业合同。当时圣埃蒂安总经理热拉尔·索莱尔却说：“我们不想让他走，已经给了合同。教练努扎雷特很信任他，还给了他首发机会。”不过佩里卡尔有自己的说法。在英格兰的经历，特别是英超16次出场（代表斯托克城和朴茨茅斯），让他的经济有了保障。2013年退役后，他先创办了“精英福利管理”公司，帮外籍球员做咨询，甚至想过给最弱势群体建一个静养中心，“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他们休息一两周。但这个项目太大，风险也太高。”
